解讀：中國最好的裁縫為什么大多在上海？
時間:2016-06-06 來源:www.alazami.com.cn 作者:T恤衫定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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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年時家里有一本時裝雜志，母親照著上面的樣子，自己測量剪裁，在縫紉機上制作服裝。在上世紀80年代的內地小鎮上，穿這樣的一身衣裳，簡直是時尚得不得了。雜志的全稱如今我已經忘記了，但一定有“上海”兩個字樣，而且，家里來自上海的服裝雜志不止一本，每本都翻得發皺，紙張像被煮熟了一樣，吸滿了小家庭的煙火氣。
但事實上，這并不是上海第一次走在服裝時尚的最前沿，摩登的高峰出現在20世紀初——1910年代開始，中國社會急劇變化，皇朝被推翻，西方思潮涌入，而服飾，是最容易體現人們觀念變革的物品。革命人士和擁抱新社會的年輕人們，需要用穿著打扮來體現自己的信仰與價值觀，再加上上海華洋雜居，讓這里自然成為了中國服裝變革的溫床。
裁縫哪里都有，但上海裁縫，不能再墨守成規，老樣子的衣服客人已經不要了，上海裁縫必須要創新，做出客人要的新樣子，而且還要做得好。
孫中山先生的中山裝，就是在上海裁縫的手中逐漸演變形成的。關于中山裝設計細節的記載有多個版本，但基本的過程已經得到公認：當年孫中山在日本與上海之間往返，他帶著日本學生制服、鐵路工人工裝，或者英國獵裝之類的服裝，要上海的裁縫以這些制服為基礎，加上他自己的設計，最終完善成為了后來我們看到的中山裝。
女性服裝的變革，更加離不開上海裁縫，如今中國女裝的代表——旗袍，就是在上海灘上各家裁縫店里，一步一步演變而來。
上海裁縫，是中國第一代時裝設計師，在他們的手中，服飾有了時代的特征，承載著當時人們的情感與追求。上海裁縫，不僅要手巧，還要心巧，懂得時代的潮流，懂得各色人等的心思，懂得衣服不僅僅是衣服，還是一種文化。
現在，上海仍然是中國時裝行業最重要的據點，每年的上海時裝周上，本土設計師都會拿出自己的作品，上海設計師延續了上海裁縫兼容并包、大膽創新的傳統，保持了中西合璧的上海特色。
只有手藝沒有心思的，一定不是上海裁縫。
中國第一代時裝設計師
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，不同地方來的人帶著自己的看家本事闖世界，而江南人，雙手靈活、心思細密，他們擅長的是手工活計。寧波、揚州、蘇州一帶來的裁縫師傅，特別受到上海人的歡迎，老上海的裁縫鋪子，幾乎都是這三地裁縫開的，特別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，裁縫鋪子的數量越來越多，服裝行業很是興旺。據當時的統計，上海西服店有700多家，其中榮昌祥、培羅蒙、鴻翔等，已經是家喻戶曉的名牌。
在此之前，中國平民百姓對服裝的要求，僅限于功能性，只有到婚喪嫁娶時，才有特別的講究。因此早期的好裁縫，主要是為宮廷服務。位于北方的朝廷，從江南一代招募了很多裁縫，專為朝廷以及京城達官貴人的家屬制作衣服。皇朝結束后，大批皇家裁縫流散民間，自然就落腳到了像上海這樣的大都市。
早期上海灘上的裁縫，可以簡單分成兩類：一類制作洋服，一類制作傳統中式服裝。前一類裁縫，也被叫作“紅幫裁縫”。為何叫作“紅幫”？上海當時被西方列強分割，特別是早期的荷蘭殖民者，頂著一頭紅發，中國人就以“紅毛”來代指洋人，幫洋人做衣服的裁縫，或者做西式服裝的裁縫，就被叫做“紅幫裁縫”了。
紅幫裁縫以寧波人為主，他們中很多人都是十來歲就離開家鄉到上海投奔親友，跟著老師傅當學徒，直到自己成長為成熟的裁縫。可以說，紅幫裁縫的出現，是中國現代時裝的萌芽，后來出現的鴻翔時裝公司等民族服裝品牌，都與紅幫裁縫有著深厚的淵源。
事實上，紅幫裁縫真正為洋人做衣服的并不多，因為當時上海有身份的洋人，大多從國外帶來自己的裁縫。不過，洋裁縫一般會雇用助手，慢慢地，西式裁剪得以流傳。而紅幫裁縫主要的顧客，是那些需要與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，比如外國公司的中國職員、生意人等等。
當然，穿西服的，還有抱著革命情懷的中國年輕人。早在19世紀末，維新派代表康有為就曾上書請求“斷發易服”，出國留學的中國年輕人，到了國外就趕快穿上西服，以表明自己熱心變革的決心。
到了20世紀初，正在為革命籌措的孫中山，也想用服裝來伸張自己的革命思想，他創造了一種富含政治含義的服裝——中山裝。關于中山裝如何誕生，有幾種不同的說法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上海裁縫參與了其中的設計和制作，與孫中山一起完成了這件作品。
孫中山讓他的這件衣服，承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，可以說，中山裝遠遠超越了服裝功能，簡直就像一幅寫滿宣言的旗幟——中山裝的立領，代表著民族特色，是它與西服最大的區別。后襟為一整片，中間不分剪，代表統一完整國家的建國理想。前襟的四個口袋，寓意士農工商職業平等、重視禮義廉恥思維文明。五粒紐扣，則是“五族共和”“五權憲法”思想。袖口的三粒紐扣，寓意三民主義。前襟兩個口袋的筆架型袋蓋，表示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。
當然，中山裝這六大辨識特征，摻雜了其他人的解讀，不一定完全是孫中山先生的設計，但無論是穿的人還是看的人，顯然都不僅僅把中山裝當作一件簡單的衣服，而是一件“政治服裝”。
不過，中山裝最終沒能成為普通人日常穿著的服裝式樣，這不僅因為它的款式比較嚴肅拘謹，還因為中山裝對面料和工藝的要求很高，做一件中山裝價格不菲，并不是多數人能夠承受的。
靠品質做贏洋裁縫
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上海裁縫參與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一次變革，并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中國第一家時裝公司，也是在那樣一個風云際會的時代誕生。
今年83歲的金泰鈞，是鴻翔時裝公司創始人之一、金儀翔的兒子，也是老鴻翔最后的見證者。
1917年，金鴻翔、金儀翔兩兄弟創辦鴻翔，一開始規模很小，僅僅是兩兄弟加幾個徒弟。鴻翔是紅幫裁縫店，專做西服，除了男士西服，也做女士西服。鴻翔非常注重工藝和品質，對服裝制作的質量把控十分嚴格。
金泰鈞先生回憶說，他很小就在店里幫忙，對父輩兩位創始人的行事風格很了解。一般店家都害怕挑剔的顧客，鴻翔就有這樣一位顧客，非常挑剔，每次做好衣服，起碼要修改兩三次。年少的金泰鈞跟父親說，這顧客老是要改，下次收他價格高一些。但金儀翔卻說，有挑剔的顧客才有好裁縫，如果顧客個個都是好好先生，樣樣說“蠻好蠻好”，裁縫的技術就不可能進步。
對服裝制作的精益求精，讓鴻翔做出了名氣，回頭顧客多，新顧客更多。到1930年代，鴻翔已經成為中國規模最大、知名度最高的民族服裝企業，員工多達300多人。鴻翔不僅在南京西路上有了自己的店面，還培養了大批紅幫裁縫，這些學徒后來又自立門戶，開出關云、星霞、鴻霞、造寸、萬國、志云、飛云等服裝店，這七家店與鴻翔一起，被評為時裝業的“甲級店”，時稱“南京西路八大甲級店”。
當時上海西服制作，有中國裁縫和西洋裁縫兩種人，西洋裁縫認為西服制作的技術是由他們帶到上海，往往自視甚高，但其實聰明的中國裁縫，已經青出于藍。上海各路名流，都是鴻翔的顧客，宋氏三姐妹常常在鴻翔做衣服，外國人也到鴻翔做衣服。慢慢地，中國裁縫擠占了洋裁縫的市場，再加上戰爭逐漸平息，很多洋裁縫回國，本土服裝行業則越來越興旺。1933年美國芝加哥世博會，鴻翔送了6套旗袍參加，榮獲銀獎，載譽而歸。
1944年，只有十多歲的金泰鈞先生正式成為鴻翔的員工，先學習設計和技術，后來成為產品設計方面的負責人。在南京西路上，金泰鈞先生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，與一名猶太籍的服裝設計師、一位外國試樣模特一起工作。金先生自小喜歡畫畫，原本打算考上海美專，因當時美專正在鬧丑聞而放棄。進入公司后，他跟著猶太設計師學習服裝設計，跟著老裁縫們學習制作，加上自己的聰慧，很快掌握了服裝設計和制作技藝。
身在時尚之都，鴻翔的服裝必須跟上最新潮流，當時的說法是，巴黎的潮流與上海只有3個月的時差，因為從巴黎到上海的旅程就是3個月。為了獲得最新的資訊，金泰鈞訂閱了許多像Vogue、Harper’s、Bazaar這樣的時尚雜志，他中學就讀的是育才公學，英文教學，在語言上完全沒有障礙。除了看雜志，金泰鈞還經常去看好萊塢電影，就是為了看電影中演員的服裝。金先生記憶力超群，看完電影后，回到家就能把男女主角的服裝畫下來，如果沒記全，就再去看一遍。
金泰鈞先生展示了一本他多年前繪制的服裝制版圖稿，上面詳細標注了一件服裝各個部位的計算公式，繪圖的工整精細，就好像是今天電腦繪制的一樣。金先生說，如果他繪制的圖樣裁縫師傅看不懂，他不怪師傅，而是怪自己沒畫清楚，馬上改進自己的圖樣。從這本珍貴的手繪資料，就能窺見當初鴻翔在工藝上的精益求精。
靠著款式新穎、質量上乘、工藝講究，鴻翔發展很快，品牌影響力也越來越大，對于老上海人來說，鴻翔就代表著一身講究時髦的衣服。解放后，社會變化讓鴻翔的經營遇到了困難，但在最困難的時候，還是精湛的技藝，救了鴻翔。
1950年代初，昔日的“南京西路八大甲級店”均已經營慘淡，其中三家倒閉，鴻翔雖然還做一些人民裝、布襯衫，但也快要開不出員工工資，一些老員工，因為對鴻翔有感情而留了下來。這時，大批蘇聯專家來到中國，這些蘇聯人很快發現，上海裁縫做的西服，質量好又便宜，于是大批大批地訂購帶回蘇聯。政府發現了這個現象，將業務交給一些服裝店。金泰鈞帶著樣衣給負責此事的人看，鴻翔的工藝遠遠好過其他小店，鴻翔因此得到了訂單，支撐過了低谷。
手藝人的體面
如今，鴻翔、龍鳳、第一西比利亞、亨生等誕生于上世紀初的上海服裝品牌依舊存在，1950年代公私合營后，歸屬于開開集團。
讓人感到可惜的是，這些有近百年歷史的老字號服裝品牌，到今天卻不復當年的風光，其中的原因有時代變化受到的沖擊，也因為手工服裝制作，不再是一個吸引年輕人的職業。
但在70年前，做一個好裁縫，無論是經濟收入還是社會地位，都是不錯的。據金泰鈞老先生回憶，當時女裝服裝店分甲乙丙三個級別，不同級別服裝店里的裁縫，拿不同級別的工資。同樣做一件毛呢大衣，甲級店裁縫拿20元，乙級店裁縫拿16元，依次打八折。每天開店之前，鴻翔制作的每一件衣服，負責質量管理的金儀翔都要一一過目檢查，做得好的，金老板當場發一張券，這張券到財務那里就能兌換獎金，最高的獎金，可能比做這件衣服的工資還要多。
一個裁縫如果一個月做10件衣服，收入約150元，而當時銀行普通職員的工資，不過是100元出頭。正因為有這樣的收入，寧波、蘇州鄉下的家庭，才愿意讓少年們到上海學徒，就算學徒幾年既辛苦又沒有收入，但只要出師，開始掙錢，回報就會相當豐厚。那時候的上海裁縫，往往是成家后將妻子孩子留在老家務農，自己在上海賺錢，一個人的工資就夠一家大小的開銷。
服裝行業淡旺季非常明顯，號稱“三春靠一冬，冬季開夜工”，到了夏季，服裝店就生意清淡。但好裁縫是服裝店的根基，金泰鈞先生說，為了留住裁縫，鴻翔保證裁縫們四季開工，夏季做出現貨，慢慢賣。這樣，裁縫師傅收入得到了保證，也就不會經常流動了。
盡管屬于服務性行業，但那個時候的裁縫，特別是為上流人士定制服裝的裁縫，都得到了客戶和社會的普遍尊重，講究的人家，甚至離不開這些裁縫。
1949年前夕，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，部分上海裁縫也陸續跟著客人到香港繼續經營。電影《花樣年華》的故事，就是基于這樣的背景，張曼玉身上20多件精致的旗袍，才有了現實的基礎。被稱為“上海最后一位老裁縫”的褚宏生老先生，今年已經98歲，提起他當年短暫的香港生活，卻仿佛近在眼前。褚宏生老家在蘇州吳江，16歲時到上海朱順興裁縫店當學徒，朱順興裁縫店后來經歷公私合營，改組為現在的龍鳳旗袍。“太辛苦太辛苦，我不愿意，就回來了。”褚宏生老先生擺著手說。
香港原本是個南國小城，開放和時尚程度遠遠不及上海，上海裁縫到香港后，將國際時尚也帶到了香港。當時，上海裁縫的收費，比香港本地裁縫貴，印度裁縫，則比香港裁縫還便宜。
80歲時，這位曾為影星胡蝶做旗袍，曾進杜月笙家量尺寸的褚宏生先生，參與創立了瀚藝旗袍品牌。今年4月，外灘22號，瀚藝在首屆上海高級定制周上的走秀活動，褚宏生先生著一身白色中式禮服亮相，串聯起兩個時代的記憶。
在瀚藝藝術總監周朱光先生看來，20世紀30年代，上海成為時尚之都，上海裁縫功不可沒。好裁縫與好顧客相輔相成，“有需求才會有好裁縫，中國當時的富裕階層、知識精英都在上海。”周朱光與老裁縫們打交道，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——這些老裁縫說，他們從來不會給自己家里人做衣服，顧客一定要是懂衣服的，衣服才做得好。
可以說，中國當時西服做得最好的裁縫，都在上海。1949年建國后，周恩來總理專門請一批上海裁縫到北京，為外交人員定制西服。1956年，上海的波緯、造寸、藍天、雷蒙、鴻霞、萬國、金泰7家服裝店遷京，與中央辦公廳附屬加工廠合并組成了北京紅都時裝公司，為歷任國家領導人制作服裝，紅都早期的裁縫，幾乎都是上海裁縫。
新裁縫的好時代
如今，人們日常穿著的衣服，都已經工業化生產，裁縫這個手藝，僅在定制服裝這個比較小的商業形式中保留下來。在瀚藝的服裝制作間里，記者看到了今天還在堅持手工制作的裁縫們，盡管已經借助了不少現代工具，但這種定制裁縫，依然保留了匠人精神。
什么樣的裁縫才是好裁縫？周朱光說，好的裁縫，天天都在想這一件事情，幾個月前客人量下的尺寸，他都能隨口報出。“做衣服就像修行一樣，需要全神貫注。”
瀚藝的制作間，在上海靜謐的安化路上一處民宅的底層，門面小，走進去卻很開闊。這里并非鬧市，卻有客人不畏周折尋去，要的就是一件合體而精致的衣服。
近幾年，定制服裝成為風尚，除了像瀚藝這樣傳承了老上海定制服裝匠人精神的品牌，也有不少年輕的定制設計制作師，在服裝中融入了現代元素，甚至將服裝定制和個人形象管理結合在一起。
楊明明就是一位形象設計師和禮儀教育專家，在為客戶設計形象的時候，她發現，帶有旗袍元素的中式禮服，常常會讓中國女性體現出特殊的美感。楊明明說，現代中國女性，需要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，在不同的場合下，她們需要不一樣的個人形象，自然也需要不一樣的服裝。為此，楊明明創立了“楊明明那旗袍”品牌，為客戶定制禮服。
在設計上，楊明明借鑒了大量西方禮服的元素，讓服裝既保留了中裝的內涵，又體現著現代氣息，而且便于穿著。在楊明明看來，現代人的旗袍，就應該是現代的樣子，如果馬路上走過一個人，穿著1930年代式樣的旗袍，會讓周邊的人覺得格格不入，“穿越感是很可怕的”。楊明明的定制服裝，大膽地使用西方進口面料，東西方服裝元素的嫁接，常常給“懂面料”的顧客帶來驚喜。
另一家藏身于太原路洋房中的定制作坊，主人是上海女孩葉青。葉青的曾祖父一代，也算是舊上海富裕家庭，到祖父母一代，還保留著大戶人家的習慣。葉青小的時候，每到過年，就有拎包的裁縫上門，為一家大小量體做衣服。奶奶、外婆身上漂亮的旗袍，在葉青心中留下難以抹去的印象。
大學里葉青學的是財會，畢業后進入世界500強企業，幾年里做到了財務高管的位置。不過，財務工作并沒有讓葉青感到快樂，工作幾年后，她辭了職，想學點什么，改變既有的生活方式。
兜兜轉轉一圈，葉青拾起幼時鐘愛的畫筆，發現自己最愛的是設計和服裝。2013年，葉青赴意大利馬蘭戈尼國際設計學院研修時尚買手、服裝設計課程。買手在國內是一個比較新鮮的職業，但在西方已經相當成熟。買手不僅要掌握時尚資訊、懂得服裝設計，還要懂市場。時尚買手要能預判流行趨勢，有能力引導設計師的設計。
這個時候，葉青創立了“婉珺璽”品牌，制作中國風的旗袍和禮服。葉青首先從自己的需求中看到了定制服裝的市場。作為職業女性、都會女性，葉青希望有一件衣服，既體現自己的審美趣味，又帶有濃厚的中國風情，而且做工講究，還能適合日常穿著。市場上，真正能滿足這些需求的產品不多。
葉青的判斷沒有錯，很快，氣味相投的顧客們就找到了她，客人口口相傳，讓這個沒做過廣告的品牌找到了自己的消費對象。像葉青這樣的新一代上海裁縫，其實已經超越了手藝人的概念，他們把設計、制作、時尚研究，甚至心理學融會貫通在一起，給顧客提供個性化的服裝。
工匠是時代的產物，好裁縫也是時代的產物。現在，是好裁縫迎來的又一個好時代；好裁縫，又見到了懂他們手藝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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